一种叫作θ的介子，衰变时产生2个π介子，即θ→π+π；另一种叫作τ的介子，衰变时产生3个π介子，即τ→π+π+π。
根据当时的宇称理论，θ和τ应属于两种不同的粒子。
不过，除了宇称不同，θ和τ在质量、寿命、电荷等所有属性上却又完全相同。
两种粒子何以如此相似？
这就是物理学史上著名的“θ~τ之谜”。
经过深入细致研究，李政道与杨振宁大胆提出一种可能：τ和θ是同一种粒子，只不过在弱相互作用下衰变方式不同。
1956年10月1日，他们联名发表论文《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问题》，指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他们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70年后的10月，杨振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今天，我们暂时略过高深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试图探寻先生身上那些“守恒”的东西。
刻在骨子里
狄拉克方程首次成功地将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统一起来，解决了长期困扰物理学家的电子高速运动描述问题。它的提出，被誉为理论物理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可能只是一串稀奇古怪的字母，很难用具象化的语言来表达。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杨振宁曾经用唐代边塞诗人高适的这两句诗，来形容狄拉克方程的美与价值。
“物理公式用浓缩的语言把复杂的物理现象写出来，诗歌用浓缩的语言把复杂的人类情感写出来，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合肥市科技馆提供的一段访谈视频中，他这样阐述物理与诗歌之间的关系。
在先生那里，物理与诗歌看似处于理性与感性的两极，实则在“浓缩”与“本质”的追求上达成了深刻的共鸣。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一生探索现代物理学前沿的杨振宁，心中始终珍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片天地。
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馆员、合肥市政协原副秘书长戴健研究杨振宁长达40余年，发现了这位物理学大师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他不仅仅是一个理工男，更像是一位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戴健笑着说，“他对中国汉字和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完全抵得上现在的文科本科生。”
这些年，戴健一直在撰写名为《杨振宁与诗文典故》的系列文章，目前完成24篇，每篇1000字左右，里面收录了杨振宁在著作中、演讲及与人交谈时引用的古典诗词和历史典故。
“每篇文章引用四个左右，截至目前，我能找到他引用的诗词典故达到100多个。”戴健说。
戴健首次见到杨振宁，是在2001年10月25日。
“那天是重阳节，我印象深刻。”戴健陪同杨振宁参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参观结束，先生欣然应邀题词：“我十分喜欢冯友兰先生的旧邦新命之说。为了发扬新命，要对旧邦多所认识。今天高兴看到贵校特设中心研究徽学。”
不只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杨振宁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冯友兰的“旧邦新命”。“旧邦新命”出自《诗经·大雅》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他认为“旧邦新命”是描述新世纪新中国新时代最好的几个字。
“我家曾住赤阑桥，邻里相过不寂寥……小时候经常背诵姜夔的这首诗。赤阑桥今天在什么地方？”闲聊中，杨振宁突然援引姜夔的七言绝句，向戴健问起赤阑桥的具体位置。
古典诗词信手拈来，历史典故如数家珍……即便远渡重洋数十载，先生的言谈之间仍处处流露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1945年，23岁的杨振宁远赴美国。此后数十年，他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科学研究。生活环境几经变化，但早年受到的文化熏陶，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去。相反，中国传统文化早已融入他的知识体系，成为他认识世界、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
在杨振宁身上，西方现代科学的训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始终并行不悖。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就像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一直伴随先生左右。这些表象的背后，体现的是先生对家乡、对祖国的爱。”戴健这样说。
2003年，81岁的杨振宁回到北京清华园定居，并将住所命名为“归根居”。次年，他写下一首《归根》，其中就有这样四句：“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诗以咏志。杨振宁先生的“指路”，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找到那扇门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说起杨振宁，就很难避开他与李政道共同提出的“宇称不守恒”。
“老师，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早在20年前，李东东还在上高中，就向他的物理老师提出疑问。这一年，距离“宇称不守恒”理论的提出已整整50年。
“不好意思，这个我也不懂。或许等你上大学了，就能慢慢搞明白。”因为给不了答案，他的物理老师有些尴尬，但也很坦诚。
一年后，带着这一疑问，李东东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让他没想到的是，开学两个月后，杨振宁来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带来一场题为《1957年宇称不守恒在物理界所引起的震荡》的学术报告。
这天是2007年11月14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大礼堂座无虚席，就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这是一场全英文报告。此前，杨振宁曾在多所高校用英文作学术报告。这些都是在国外开展的研究，用英文讲述更符合思维习惯，也更能还原历史语境。
“当时更多的是激动、新奇，或者说有点追星的感觉。”回想当初情形，李东东说，50分钟的学术报告，只听懂了一个单词particle（粒子），其他都没怎么听懂。
多年后，偶然在网上看到报告视频，温习之余，他又读懂了一个词：puzzle（谜题）。
从particle（粒子）到puzzle（谜题），李东东感觉自己有所“顿悟”。
“科学家面对一个困难的问题，就像一个人被关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你知道这间屋子肯定有一扇门，打开就可以出去，但不知道门究竟在哪个方向。”报告中的这段内容，让李东东印象深刻。
“这个谜题肯定有解决办法，但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找到正确的方向。”李东东说，认准一个方向，不一定很快就会有结果，这非常考验一个人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基础研究极其重要，不论是称之为抗压能力，还是乐观态度，本质都是长期面对不确定性时，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科学判断。
“观察现象，发现问题，提出设想，实验验证。科学就是这样不断向前发展。‘宇称不守恒’理论是这样一步步被证实，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量子现象也是这样一步步被验证。”20年后的李东东，已经成为国盾量子的技术专家。
宁拙毋巧，宁朴毋华。
“只有坚持下去，才能找到那扇门。门打开，天就亮了。”在李东东看来，先生的治学精神对他的意义，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影响”二字，而是一种共鸣。
这是一颗种子，也是一种传承。
合肥市科技馆设置了杨振宁陈列馆，通过展览先生的影像资料、奖章复制品等，着重展示他的重大贡献、科学成就和成长奋斗历程。
“科技馆会有很多年轻人来参观，你们不要宣传天才这个事情，这样很容易毁掉一个孩子。”围绕陈列馆展陈设计，杨振宁先生曾反复叮嘱，“每一个行业可以有天才，每一个方向也可以有天才，并非只有做学问这一条路。”
关于这一点，合肥市科协副主席、科技馆馆长朱道宏记忆深刻，“这位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从不避讳自己成长过程中遭遇的挫败。”
2019年6月5日，在讨论陈列馆展陈方案时，杨振宁特意“自曝其短”——
“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物理实验室，我很愿意动手，但动手能力不行。别人能做好的实验，我就是做不好。他们经常开玩笑说，哪个地方发生了爆炸，哪个地方就有杨振宁。”
“即便是一位全球顶尖科学家，也曾在求学时屡屡碰壁，也需要经过不断尝试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朱道宏说，这应该是先生想分享给年轻人的主要观点。
在杨振宁陈列馆，陈列着这样一幅照片：杨振宁站在讲台边缘，俯下身子，与台下一名年轻学生近距离交流。
“这幅照片，先生非常满意。”朱道宏说，他始终希望与年轻人平等交流，用自己的求学经历和科研经历，激发起广大年轻人对科学的兴趣。
种子在发芽。杨振宁对“天才论”的反对，让很多年轻科技工作者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基础研究有点像踢足球。梅西破门的那一脚，需要极高的天赋与能力。”李东东说，但在此之前，还有大量队友在防守、跑位、传球，为最后的进球创造了良好条件。
“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一定是科学共同体。”李东东说，我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们知道可能正在推动某个重要问题的解决。
李东东正在寻找自己的那扇门。
最深的牵挂
生于合肥，心系家国。
“安徽是杨先生的故乡，与他有着不可替代的渊源。”今年10月10日，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在合肥揭牌成立。揭牌仪式上，杨振宁夫人翁帆在致辞中说。
振，振兴；宁，怀宁。“杨振宁的名字，就取自安徽当时的省府安庆——安庆那时叫怀宁。”翁帆说。
“之前是安庆府和怀宁县‘府县同城’，两级行政机构都驻安庆城内，安徽省府也在安庆。”结合自己的考证，戴健说，民国建元后宣布全国废府，相当于撤销如今的地市一级，安庆府就没有了。
不论是安庆，还是怀宁，振兴家国的情怀都始终常伴先生左右。
在合肥市科技馆提供的一段访谈视频中，杨振宁走在长城上，放声高歌：“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风，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他们属于在抗战时期、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这种根深蒂固的、对国家兴亡的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接受访谈时，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教授王作跃说。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回到家乡合肥，先生的家国情怀直接转化为一个个可触摸的具体行动。
今天，科技创新成为合肥的一张“金色名片”。然而，20多年前，合肥人对科技的认知似乎还处于“懵懂”的状态。
2004年11月，合肥迎来一个关键节点，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一年后，合肥作出实施“工业立市”的重大决策，并提出“千亿工业”目标。
“科技创新究竟有什么用，怎样才能促进工业发展？对于这些，大家都不是很清楚。从思想认识到实施路径，我们与先发城市都有很大差距。”朱道宏说。
2007年11月13日，85岁的杨振宁回到合肥，做客中国·合肥科学家企业家讲坛。这位以理论物理研究闻名世界的科学家，没有讲自己最擅长的物理学，而是作了一场题为《对全球GDP猛增的思考》的报告。
“虽然题目是对全球GDP增长的思考，但主要内容是科技发展对GDP的影响。”当年，朱道宏还是合肥市科协科普部负责人，全程参与了此次论坛的服务保障工作。
“美国GDP为什么增长如此之快，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科技创新成果应该如何应用和推广？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对我们有哪些借鉴作用？”杨振宁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与会人群中引起极大的震动。
“那一刻，他身上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光环，有的只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思。他就是这样跟大家交流，启发大家去思考。”朱道宏说，多年之后，回头再看那场报告，就会发现非常契合合肥当年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这是一次思想动员，也是一次方法指引。
不只是家乡合肥。“杨振宁先生认为革故鼎新才是新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不竭的动力源。这也是受冯友兰‘旧邦新命’的影响。”戴健说。
革故鼎新。创新文化的培育，科技馆至关重要。
“一座科技馆的重要作用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知识的传播、价值的传播、精神的传播。”朱道宏说，杨振宁陈列馆围绕两大主题布展，其一是“走向世界的科学巨匠”，其二是“回归祖国的华夏赤子。”
“对于青少年来说，杨振宁先生的科学成就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他的精神更可能会影响他们一生。”朱道宏说，我们经常讲科学家精神，但到底什么是科学家精神？在杨振宁陈列馆，广大青少年应该会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这种教育方式所产生的启迪和影响，远比一件科技展品、一次互动游戏来得更加深远。这也是合肥市科技馆设立杨振宁陈列馆的重要目标。
2019年6月，朱道宏等人赴清华园与杨振宁讨论合肥市科技馆新馆建设与陈列馆布展方案。当时，杨振宁已达97岁高龄。
临别之际，朱道宏一行邀请先生回乡参加新馆开馆仪式。他答应，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一定回来。最终，因为健康原因，未能成行。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先生与世长辞。
这一年，合肥创新能力稳居全国前十，合肥科技馆接待量达到212万人次。
“一棵树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能不能开花结果，这是它的终极目标和价值。但是，在这之前，首先得有一颗种子。”朱道宏这样说。（许超众 卞怡菲 葛清政）